淺談台灣DRG與日本DPC差異(下)：政策建議暨結論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文/陳冠廷

參、政策建議暨結論

一、結論

二、政策建議

一、結論

如本文專訪之各專家所述，DRG最為醫療工具，確實在提供標準醫療服務、控制醫療品質、確保每間醫療院所的差異性在一定範圍的政策工具上，有其重要性。對於防止濫用不必要之醫療費用，也有嚇阻性。但如同石川光一室長指出的，DRG存在的目的，是要確保醫生與病患，能夠不要再有資訊不對稱的狀況。藉由DRG得到大量的數據，能夠讓醫療服務「真正的價值」被算出(或者說、趨近真實價值)，這是過去在回溯性付費制度所做不到的。

我國健保署對於DRG之認識，或許與日本厚生省類似，是為追求其終極目標，確保醫病雙方，能夠掌握同等資訊。但是切不能本末倒置，抱著只因他國實施DRG、則我國必須實施，只因他國使用後可以降低醫療費用，則我國必須效法之線行思考模式。必須縝密思考，作為政策工具，如何使用可以讓效益最大化，並避免醫界強力反彈。

二、政策建議
(一)初期補助醫院政策
DRG是極端複雜、縝密的政策工具。我國之醫事人員過勞，早有所聞，在導入複雜之作業程序後，必定會增加第一線護理人員之負擔。在與NCGM須貝和則医事課室長(同時也撰有許多與DPC相關之書籍)訪談時，他曾表示，為應付DPC之繁雜手續以及文件，至少雇用了6名以上之DPC診療情報管理士。因此在給付上面，日本都有所加成。除此之外，DPC作為政策工具，在鼓勵醫院針對特殊疾病專業度、針對特殊情況(如大型災難或者傳染疾病)，促進醫院管理、保障病患安全，確保醫事人員之福利等醫療政策上，積極促成，辦演相當大重要角色。我國之DRG，也應該考量相關輔助係數，相信對於醫療人員與健保署關係，或有所助益。

(二)必須要清楚了解在不同的場域、由不同的人、提供不同的服務。
醫療服務應該是提供給需要「醫療服務的人」。透過DPC以及DRG，醫療政策制定者可以得到夠多的資訊去分析，何種為病患、何種其實並非需要醫療機構、而是照護機構的「需要服務者」。藉由這些資訊，可以做更精確的政策決定

(三)Co-Payment
許多醫療行為其實是很經濟面的反應。事實上，與其在總額管制、以及DRG上思考，不如直觀性的調整掛號費用。我國之轉診、或者跨級診療所需負擔之代價太小，因該予以調整。(下表為本文撰文時掛號費用)。

醫院層級	西醫門診
	經轉診	未經轉診
醫學中心	210	360
區域醫院	140	240
地區醫院	50	80
診所	50	50

(四)地區醫療可視化
DPC、DRG之真正目的，在於確保醫療資源可以有效率地被運用。日本針對DPC專門之病院情報局，提供http://hospia.jp/dpc網站，可以讓民眾第一手掌握其造訪醫院的品質表現，值得我國效法。

結語
沒有任何一個制度是完美無缺的，1995年在導入健保時，也有許多醫師表達反對，但不代表健保就是不好的。任何政策制定者，都必須清楚了解到實施之後所帶來的衝擊，並對衝擊做出有效之風險評估。更重要的是，徹底了解政策工具之目的，絕對不可本末倒置，誤用政策工具，把目的當成手段。